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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與墨:一個常新的話題

   來源:光明日報    發表時間:2019年10月10日 16:04

 一

  中國文化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,儒墨同顯,一致百慮,對立互補,相反相成。墨子先學儒,后覺察儒學缺點,自創墨學,非儒反儒,補充改造儒學,提出兼愛等人文學的重要原理。墨子肯定孔學有“當而不可易”(正確而不能改變)的真理成分。墨家是先秦唯一堪與儒家分庭抗禮的學派。

  孟子推崇墨子兼愛的人格精神魅力。《孟子·盡心上》說:“墨子兼愛,摩頂放踵利天下,為之。”墨子提倡全人類兼愛交利,即使從頭到腳,被磨成粉末,只要對天下有利,都甘愿付出,這種損己利人、大公無私的精神,突顯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貴品格。孟子對墨子精神的贊揚,影響深遠。

  西晉魯勝《墨辯注序》說:“孟子非墨子,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。”孟子非墨辟墨,但其思維表達方式,承自墨子,酷似墨子,辯論模仿墨子慣用的歸謬反駁法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說:“指不若人,則知惡之;心不若人,則不知惡,此之謂不知類也。”

  “不知類”是墨子應用歸謬反駁法的標志詞、慣用語,曾用來說服魯班與楚王,止楚攻宋,孟子出色地加以傳承發揚。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說:“吾力足以舉百鈞,而不足以舉一羽;明足以察秋毫之末,而不見輿薪。”孟子歸謬辯辭,比喻生動,膾炙人口,眾所周知,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維表達范例。

  儒墨之學,各有所長,舍短取長,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國良方,是司馬遷和班固等史學思想家對儒墨學關系的標準定性,是今日認知判斷儒墨關系的正確指引。

  二

  從公元前五世紀墨子推出《兼愛》等重要論文,到前三世紀后期墨家《墨經》六篇,歷時近三百年的學理積淀,墨家學人從十多個角度,闡發兼愛學說的深層意蘊。墨家“兼愛”論題的論證,強調全人類的共同本性和愛的整體性、普遍性、徹底性、窮盡性、交互性、平等性與不可分割性,強調兼愛是人類善良的理想愿望和奮斗目標。

  墨家“兼愛”,又稱盡愛、俱愛、周愛,強調不分民族、階級、階層、等級、親疏、住地、人己、主仆、時代等所有差別,包括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一切人,都包含在“兼愛”的范圍。

  墨子“兼愛”講“仁義”。《兼愛下》說:“兼(愛)即仁矣,義矣。”《墨子》講“仁”116次。“仁”指愛人,仁愛指所有人相互親愛。墨子“兼愛”論題的理論基礎,是全人類的共同人性論。墨家肯定全人類必然具有共同的本性。《辭過》說:“凡回(運轉)于天地之間,包于四海之內,天壤之情,陰陽之和,莫不有也,雖至圣不能更也。何以知其然?圣人有傳:天地也,則曰上下;四時也,則曰陰陽;人情也,則曰男女;禽獸也,則曰牡牝雄雌也。真天壤之情,雖有先王不能更也。”墨子主張“愛無差等”(兼愛),反映手工業行會成員間平等互助的樸素愿望,明確提出全人類共同的人性論、人格論和人權論。墨家“兼愛”學說,是最徹底的人道主義。

  墨子“兼愛”論題的命題含義,是“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”,屬“應然”的道義邏輯,是“道德義務”范疇,不屬“實然”的真值邏輯(真勢邏輯和事實邏輯)范疇。《墨經》列專條舉例證明,畫龍點睛,一語道破“道義與真值”兩種不同邏輯的本質區別。

  《墨經》用論據“有人不黑”,反駁論題“所有人黑”,推論有效(宜)。因論據、論題都關乎事實,合乎真值邏輯同一律的規則。用論據“有人不被愛”(如盜賊、攻國者),反駁論題“所有人應該愛所有人”(兼愛),推論無效(不宜)。因論據關乎事實,屬“實然”的真值邏輯范疇,論題關乎理想,屬“應然”的道義邏輯范疇,不屬“實然”的真值邏輯范疇。邏輯系統不同,推論形式規則相異。

  三

  秦漢學界,儒墨對舉,孔墨并提;漢后至清,墨學衰竭。

  作為墨子“兼愛”理想深刻理論基礎的全人類共同人性論,不符合宗法等級制的要求。“兼愛”理想,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,是無法實現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論假設。

  儒家“愛有差等”,適應宗法等級制要求,隨血緣親疏遠近,施愛厚薄不同,其人性論的理論基礎和靈魂,是“親親尊尊”的“血統論”,是“中世紀”漫長宗法等級制社會的主流統治思想。墨子堅決反對儒家“親親尊尊”的“血統論”,主張“可學而能”的共同人性論,是科學的認知理論(認識論),認為知識由后天學習得來。《尚賢下》說:“王公大人骨肉之親、無故富貴、面目美好者,此非可學能者也。”只憑血統高貴,治理國家,不通過學習,獲得智能,“此譬猶喑者而使為行人,聾者而使為樂師”,就像叫啞巴當外交官,聾人當樂隊指揮,必然越治越亂。

  孟子辟墨,攻擊墨學“無父無君,是禽獸也”。“辟”即驅除、屏除、排除。宋陸游《雜興·孟子辟楊墨》詩說:“孟子辟楊墨,吾道方粲然。”“伐木當伐根,攻敵當攻堅。”孟子辟墨,孔孟之道才能鮮亮發光。

  《兼愛上》說:“當察亂何自起,起不相愛。臣子之不孝君父,所謂亂也。子自愛不愛父,故虧父而自利。”墨子明說“愛父愛君”,從未提倡“無父無君”。孟子攻擊墨學“無父無君,是禽獸”,“率獸食人”,罔顧事實,不講道理。

  孟子的攻擊,演變為“中世紀”兩千年封建官方打壓墨學的“霹靂”,匯聚為墨學中絕的強勢外因。《四庫全書》收入儒者著作,有二十四卷二十五處,長篇大論,恣意發揮,無限上綱,誣蔑“墨氏兼愛”,是異端邪說、洪水猛獸;認為洪水猛獸之害,見于一時,墨學兼愛之害,起于無形,遺禍永遠。漢至清兩千多年,封建國家機器匯聚辟墨洪流。

  孟子攻擊墨子,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,被視為對墨子的政治結論和人格定性定位,絕無翻案平反的一絲可能條件。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漫漫長夜之中,儒學界把孟子辟墨奉為金科玉律、真理標準,是典型“以權威為據”和“以眾取證”的謬誤,充斥心理相關型和論據空缺型的詭辯。

  在極端惡劣的政治語言環境下,若有人為墨子說一絲公道話,與儒家傳統議論些微不合,即刻被株連定性為“異端邪說”,猛遭圍剿撻伐。

  清汪中(1745—1794)幼年孤貧好學,1780年35歲得“生員”(秀才)頭銜,為“選拔貢生”。汪中搜集墨子論述,作《墨子序》,推崇墨學,說墨子是救世“仁人”,批評孟子誣枉墨子“無父”。汪中在《墨子序》中說:“彼(指墨子)且以兼愛,教天下之為人子者,使以孝其親,而謂之無父,斯已枉矣!后之君子,日習孟子之說,而未睹《墨子》之本書,其以耳食,無足怪也。”墨子兼愛,是教育天下作兒子的孝順父親,孟子說墨子兼愛為“無父”,顯然是冤枉墨子。“是故墨子之誣孔子,猶孟子之誣墨子也,歸于不相為謀而已矣。”孔、墨、孟三子,因道不同不相為謀,純屬正常。汪中這兩句合乎人情事理、并無不妥的話,竟引來官方儒者翁方綱羅織罪名,猛烈攻擊。

  翁方綱是乾隆進士,曾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編修,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,鴻臚寺卿,文淵閣校理,司經局洗馬,廣東、江西、山東學政。《四庫全書》八處提到翁方綱。翁方綱《復初齋文集》卷十五說:“有生員(秀才)汪中者,則公然為《墨子》撰序,自言能治《墨子》,且敢言孟子‘兼愛無父’為誣墨子,此則名教之罪人,又無疑也。”方授楚說:“當時所謂‘名教之罪人’,重則足以砍頭殺身,以此歸罪汪中,足見其形勢之嚴重。”

  在當今不同文明互補互鑒的全新時代,辨識墨子兼愛學說的精義,記取孟子不當辟墨的歷史教訓,探尋墨學中絕的動因,推進儒墨學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,是歷史賦予當代學人的重要使命。儒墨學界應攜起手來,努力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,促進儒學研究和墨學研究交流合作,開辟儒墨學兼容創新的新局面。(孫中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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